奥运会反战日本想让奥运选手为广岛核爆默哀

作者：虹摄库尔斯克

据日本共同社消息，东京奥运会组委会8月1日透露，对于正值东京奥运会期间的8月6日“广岛核爆日”，国际奥委会（IOC）将不会采取呼吁运动员和奥运相关人士默哀等的应对。

此前，广岛市和广岛县核爆受害者团体协议会提出书面要求，希望呼吁在投下原子弹纪念日上午8点15分进行“默哀”。

此报道引起了网友的热议，网友们纷纷表示：

不是应该庆祝法西斯战争胜利吗？

广岛、长崎人民的伤痛，完全要归咎于日本军国主义，自作孽不可活。

原子弹下无冤魂。

图片：藤子不二雄在《哆啦A梦》中欢呼日本战败，这在日本国内政治环境中并不多见。

近年来，日本总是将自己打扮成二战时期的受害者，一再强调自己也是军国主义的牺牲品，而从来不反思对他国的侵略是日本整个国家的集体行动，也包括当时的日本人民。

这就要说到日本的当下国情。在战后的一段时间，日本的反战情绪（注意不是反省）大多数可以分析归纳成两种：

1、反思日本在二战时为什么会战败？

2、旗帜鲜明地反对所有战争。

包括日本电影、动漫，所谓的反战也都是这种思路。但仔细一想，在这两种思维中，缺少的其实是最关键的部分，也需要日本政府到民众旗帜鲜明表达出来的观点：日本在二战时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这个行为本身的错误导致了日本的战败。

图片：所谓反战电影《阿基米德大作战》，其实是在嚎叫日本为什么战败，而不是反思日本为什么发起战争。

日本到现在不承认慰安妇，不承认南京大屠杀，将战犯的灵牌供奉在靖国神社中，政治人物每年都要去参拜。而对于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爆炸的打击，也被日本用于自己扮惨，将自己说成是战争的受害者！

这种态度不但是官方、政客，在长期洗脑性教育下，民间也多持这种态度。

图片：日本近年来始终将自己打扮成二战受害者，广岛、长崎的核爆是其舆论制造点。

这让我们想起美国空军退役少将查尔斯·斯韦尼（Charles W.Sweeney，1919-2004）1995年在美国国会发表的演讲，这个演讲被命名为《原子弹下无冤魂》！

查尔斯·斯韦尼是1945年在广岛上空投下原子弹的美国飞行员，他在演讲中论述了美国当年为何要对日本投掷原子弹，澄清各种爱心泛滥的偏见，论述向日本投掷原子弹是正义之举！

“原子弹下无冤魂”也从此流传！

图片：年轻时候的查尔斯·斯韦尼和他对核爆任务的证词（日文版）。

查尔斯·斯韦尼是唯一参加了两次对日本原子轰炸的飞行员，在对广岛的轰炸中担任驾驶员蒂贝茨上校的右座领航员，在对长崎的轰炸中任编队指挥员。

查尔斯·斯韦尼在证词中说道：

我相信杜鲁门总统做出的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决定不仅符合当时的情况，而且具有压倒其它可能选择的道义上的必要性。像我们这一代绝大多数人一样我最不希望发生的一件事就是战争。我们这个民族不是穷兵黩武的骑士，我们不渴望那种辉煌。而当我国在大萧条中挣扎时，日本开始了对邻国的征服——弄什么“大东亚共荣圈”。法西斯总打着最漂亮的旗帜去掩饰最卑鄙的阴谋。

这种“共荣”是通过对中国进行残酷的总体战进行的。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幻想自己命中注定要统治亚洲，并由此理应占据亚洲的自然资源和广袤土地。日本屠杀无辜的男女和孩子，未有丝毫怜悯和犹豫。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数十万手无寸铁的平民被屠杀。这些都是事实。

图片：有记者问杜鲁门总统除了核弹有没有其他选择，他说没有，珍珠港的死难者也没有其他选择。

查尔斯·斯韦尼在证词中还说道：

为什么太平洋战争的历史这么容易就被遗忘了呢？

也许原因就存在于目前正在进行着的对历史的歪曲，对我们集体记忆的歪曲。在战败50年后，日本领导人轻率地声称他们是受害者，广岛、长崎与南京大屠杀在实质上是一回事！整整几代日本人不知道他们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干了些什么。这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不理解日本为什么要道歉。

与德国认罪的姿态不同，日本坚持认为它没干任何错事，它的行为是受当时局势的拖累。这种态度粉碎了任何真正弥合创伤的希望。只有记忆才能带来真正的原谅，而遗忘就可能冒重复历史的危险。

通过精心策划的政治公关活动，日本现在建议使用“太平洋胜利日”（VP Day）来取代“对日本胜利日”（VJ Day）这一术语。他们说，这一术语将会使太平洋战争的结束显得不那么特别与日本有关。

图片：日本正在通过一切来抹去他们曾经的作恶。

查尔斯·斯韦尼在证词中说道：

我不想否认双方死了许多人，我不为战争的残酷而骄傲或欢乐，我不希望我国或敌国的人民受难。每个生命都是宝贵的。但我的确认为这样一个问题应该去问日本战犯，是他们以日本人民为代价追求自身的辉煌。他们发动了战争，并拒绝停止战争。难道他们不应为所有的苦难、为日本的灾难负最终的责任吗？

也许如果日本人真切地了解过去，认清他们国家在战争中的责任，他们将会看到日本战犯才应负起战争的罪责。日本人民应该给远东人民一个答复，是谁把灾难强加给远东各国，最后强加给日本自己。当然如果我们与日本人一道抹煞历史的真相，那么这一点是永远也做不到的。

若日本不追询并接受真相，日本怎能安心自处，与亚洲邻国、与美国相处？我和部属在执行原子轰炸任务时坚信，我们将结束战争。我们并没有感到高兴。而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且我们想回到自己的家人身边。

图片：这样的日本能让人觉得是受害者吗？

最后，查尔斯·斯韦尼在证词中说道：

今天，我站在这里作证，并不是庆祝原子弹的使用，而是相反。我希望我的使命是最后一次。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应该对原子弹的存在感到恐惧。我就感到恐惧。

但这并不意味着回到1945年8月，在战时情况下，在敌人顽固凶残的条件下，杜鲁门总统没有义务使用所有可能的武器结束战争。我同意杜鲁门总统的决定，当时以及现在。战后几年中，有人问杜鲁门总统是否还有其它选择，他响亮地说：没有。接着他提醒提问者：记住，珍珠港的死难者也没有其它选择！

图片：什么时候日本向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默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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